拉加德为虚拟货币打call，劝各国开明接纳新需求
上个月开始，世界多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比特币交易和ICO的监管风暴。最新对比特币严厉表态的是俄罗斯，普京称类似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构成“严重风险”，允许人们“洗白犯罪收入、偷税漏税，甚至资助恐怖主义活动，还有那些显然会影响到普通公民的永存的骗局。”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Shvetsov则表示，俄政府将计划屏蔽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网站。
监管是必需的，脱离监管的交易终会沦为没有下限的炒作甚至犯罪。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无数投机者涌入了虚拟货币的交易市场，整个行业迅速变得泥沙俱下。但这一轮重拳打压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从此前景黯淡。无论各国政府对虚拟货币（主要是私人发行的虚拟货币）持何种态度，一个最核心问题都是政府应如何把目前缺乏监管的虚拟货币纳入监管体系，而非阻挡金融技术创新的步伐。
IMF总裁拉加德近日在英格兰银行独立20周年会议上的演讲，明确表达了她本人对虚拟货币的乐观态度。“在许多方面，虚拟货币可能就是抢了现有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生意。对央行行长而言，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继续运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同时开明地接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想法和新需求。”拉加德说。
并且，对于虚拟货币现存的稳定性差、风险高等问题，拉加德认为“多数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假以时日便可解决。”
拉加德认为，一些制度薄弱且国家货币不稳定的经济体，若不使用另一国的货币（例如美元），则可能出现虚拟货币使用增长的状况。IMF的经验恰恰表明，在跨越某个临界点之后，围绕新货币的自发协调就会迅猛发展。
而未来，在一个新的金融世界里，当一级交易商或大型银行对中央银行存款的需求减弱，货币政策传导是否还会依然有效？拉加德没有给出货币政策将来应如何制定的答案，但她确定的是，未来需要合作，需要在经验丰富的监管老手与刚刚开始接触金融科技的监管新人之间，在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金融服务企业之间，在国家之间进行对话。尤其是，随着监管工作的重点从国家实体扩大到无国界活动、从银行分支机构扩大到量子加密的全球交易，跨境监管将变得至关重要。
来看看拉加德具体说了些什么：
中央银行业务和金融科技——美丽的新世界？
感谢英格兰银行邀请我参加这次精彩的会议。
此时此刻，我们要庆祝英格兰银行独立20周年。这20年来，英格兰银行已成为英国经济的一支稳定力量，启发着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中央银行业务进行思考——特别是由于马克您的指导。
此时此刻，我们还要总结过去积累的经验，推进迄今取得的进展，并展望未来——下一个20年，因为我们的征程并未终止。
今天早晨，我走进了弗利特街，人在这条街上总是会产生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在中世纪，这条街曾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时至今日，这些商业活动多半已经转移到了网上。到19世纪，这条街又成了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和记者们争先恐后编制晚报的大本营。眼下，这个王国也基本转移到了网上。
伦敦市的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面临的许多情况也都发生了改变。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让我们拨动大本钟的指针，让时光流向 2040年，去看一眼他们的世界。我们眼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汽车已经消失不见，因为人们都以盘旋在空中的无人驾驶机或“豆荚”（电子接驳车）为代步工具，以便优雅地避免早高峰时段的互见。
乘坐“豆荚”的包括最近刚刚开始第二任任期的中央银行行长。她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之一就是在抵达穿线街之前浏览数字助理制作的新闻视频全息图。
行长下车后，迈步走向正面外墙圆柱耸立的银行大楼，然后打开门……
她在楼里会遇到什么人？经济学家们是不是正坐在办公桌旁围绕政策选择开展圆桌辩论？或者是不是有一台智能机器负责作出决定、确定利率以及发行货币？
换句话说，到了下一代，金融科技将如何改变中央银行业务？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
我准备思考下列三项创新可能产生的影响：虚拟货币、金融中介的新模式和 人工智能。
其中部分创新已经找到了进入我们的钱包、智能手机和金融系统的途径。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
大家准备好搭乘我的“豆荚”一起去探索未来了吗？借用一位伦敦同胞玛丽·波平斯曾经说过的话：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吧！
虚拟货币
让我们先从虚拟货币开始。需要说明的是，虚拟货币并不是指通过Paypal和其他“电子货币”供应商（比如，中国的支付宝或肯尼亚的M-Pesa）以现有货币进行的数字支付。
虚拟货币自成一类，因为它们提供了自己的记账单位和支付系统。这些系统允许在没有中央交易清算所、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开展点对点的交易。
目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尚未或几乎未对现有的法定货币秩序和中央银行构成挑战。原因何在？因为它们稳定性太差、风险太高、能耗太大，还因为相关技术尚不具备扩展能力。许多虚拟货币对监管者而言都太不透明；部分还遭到了黑客攻击。
然而，这些多数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假以时日便可解决。不久之前，有一些专家认为，个人电脑永远用不着了，平板电脑也只能拿来当作昂贵的咖啡托盘。所以我想，对虚拟货币不予理会的做法也许并不明智。
更好地发挥货币价值？
以制度薄弱而国家货币不稳定的国家为例。若不使用另一国的货币（例如美元），部分此类经济体就可能出现虚拟货币使用增长的状况。可以称为“美元化2.0版”。
基金组织的经验表明，在跨越某个临界点之后，围绕新货币的协调就会迅猛发展。例如在塞舌尔，美元化从2006年的20% 跃升至2008年的60%。
但是，为什么公民会持有虚拟货币而不是实物形式的美元、欧元或英镑？因为终有一天，持有虚拟货币会比持有纸币更加简单和安全，尤其是在偏远地区。此外还因为虚拟货币事实上可以变得更加稳定。
比方说，虚拟货币可以按照与美元或者某种稳定的一篮子货币一比一的比例发行。发行可以做到完全透明，并适用一项可靠的预定规则、一种可以监测的运算法则……甚或一项能够反映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状况的“智能规则”。
因此在许多方面，虚拟货币可能就是抢了现有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生意。对央行行长而言，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继续运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同时开明地接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想法和新需求。
更好地提供支付服务？
比方说，考虑在共享的分散化服务经济起飞的国家，对新的支付服务的需求会日渐增加。
这种经济植根于点对点的交易，有赖于经常性的小额支付，这种支付往往跨越国境。
向新西兰的一位女士购买园艺诀窍，需付款4美元；请求提供一首日文诗歌的专业翻译，需付款3欧元；获取具有历史意义的弗利特街的虚拟绘图，需付款80便士：这些款项可以使用信用卡和其他形式的电子货币进行支付。但是对于小额交易、尤其是跨境交易而言，这些支付手段的收费相对较高。
或许，公民有朝一日会选择虚拟货币，因为它们的成本和便利程度有可能媲美现金——不存在结算风险，不存在清算迟延，不需要集中登记，也没有中介检查账户和身份。如果私人发行的虚拟货币仍然存在风险和不够稳定，公民甚至可以 要求中央银行提供数字形式的法币。
所以，当新的服务经济敲响英格兰银行的大门时，你们会把它请进屋吗？会给它端茶送水——以及提供资金流动性吗？
金融中介的新模式
开启我们的“豆荚”之旅第二段旅程的是金融中介的新模式。
有一种可能性是银行业服务解体或分拆。未来我们可能只会留一丁点儿钱用于电子钱包的支付服务。
其余的钱可能会存入共同基金，或者投资于在自动信用评分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拥有优势的点对点借贷平台。
当今世界，产品开发周期为六个月，但需要不断更新、主要是软件更新，而简单的用户界面和可靠的安全保障能够产生巨大的溢价。当今世界，数据为王。当今世界，许多新的玩家已不必要设置分支机构。
有些人会说，如果通过新渠道进入经济体的银行存款和货币流减少，我们如今了解的部分银行业务模式就会出现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如何制定？
现在的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一级交易商或者说大型银行影响资产价格，中央银行按照固定价格向它们提供流动性，这就是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不过，如果这些银行在新的金融世界里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中央银行存款的需求减弱，那么货币政策传导还会依然有效吗？
甚至中央银行完全有可能不得不增加其业务对手方的数量。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作了示范，已经开始将大型经纪商-交易商和中央交易对手清算所包括进来。
所有这些当然都会对监管产生影响。增加对手方意味着将更多的企业归入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这就是为在困难时期获得流动性而付出的代价。未来困难的多少并无定数。尽管如此，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一事似乎变得更加紧迫。依靠马克你的领导，金融稳定理事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中央银行的职能范围将扩大，公众监督和政治压力也许会随之增加。独立性——至少是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需要进一步维护，也需要甚至更为清晰的沟通。
我们可能还会看到监管做法的改变。一直以来，监管者侧重于监督定义明确的实体。然而，随着新的服务供应商采用种种新形式投入运营，将它们归入不同的类别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以社交媒体公司为例，假如它提供支付服务但不管理活跃资产负债表，那么我们该给它贴上哪种标签？
所有这一切对律师来说都是好事，但对监管者来说就没那么理想了。监管者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工作重点，从金融实体到金融活动——同时还可能成为评估运算法则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专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合作是关键
为了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顺当——至少顺当一点儿，我们需要进行对话。我们需要在经验丰富的监管老手与刚刚开始接触金融科技的监管新人之间，在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金融服务企业之间，以及在国家之间进行对话。
随着监管工作的重点从国家实体扩大到无国界活动，从你们当地的银行分支机构扩大到量子加密的全球交易，跨境监管将变得至关重要。
基金组织拥有全球 189 个成员国，因此是 开展这些讨论的理想平台。 技术无国界：何为本国，何谓东道国？我们怎么能够避免监管套利和争相触底？这个问题事关基金组织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任务，同样事关我们的全球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
合作的风险和收益都很高。我们希望，全球金融安全网无论如何拉伸和重塑，都不会出现漏洞。
我相信，基金组织在这方面能够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但是，基金组织也同样需要接受改变，比如，让新的有关方加入，再比如，考虑数字版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换言之，基金组织已经为“豆荚”之旅准备妥当。
人工智能
开启我们的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旅程的是人工智能的变革性影响。
我们的行长在2040年走进银行大楼是为了打磨一台货币政策制定机吗？安迪[霍尔丹]，你作出的关于英国将有1500万工作岗位实现自动化的预测会影响到英格兰银行及其世界级的工作人员吗？
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总是拥有更多数据。部分估计显示，今天可用的数据中有90%是在过去两年期间产生的。 [1] 这不仅仅是关于产出、失业和价格的信息，也是关于经济人的怪癖和非理性之处的性能数据。
由于有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这一数据如今丰富充足，普遍存在，而且在与人工智能结合之后，价值越来越高。
人工智能正在大踏步前进。过去一年，若干世界顶级的围棋（一种古老的棋盘游戏）高手败给了一台自学计算机。许多人认为，人类距离最后审判日的到来也就剩下几十年光景。机器学到了策略，认清了模式，然后优化了比赛——做得比我们所能做到的更好。
很显然，经济远远比围棋比赛复杂得多。不过，到了下一代，机器几乎肯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协助、作出实时预测、发现泡沫，以及揭示复杂的宏观金融联系。
然而我保证，人类依然必不可少。
首先，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基本经济关系中的种种改变有待发现，重重风险有待评估。要制定良好的政策，诸位同行的评价判断和不断质疑、多种多样的观点、甚至少许特立独行的精神仍旧至关重要。不过，假如机器也能做到这些，情况会怎么样？
接下来是沟通问题。众所周知，良好的货币政策会讲故事。政策如果能够得到清晰解释，从而使公众形成对未来政策的预期，那么这种政策就有效。机器真的能够以通俗的英语解释它们的决定吗？
即便这个障碍可以克服，也还有一个障碍存在。哪怕使用最好的运算法则和机器，目标也可能会落空，危机也可能会发生，错误也可能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真的能够负起责任吗？能够对那些买不起房的青年夫妇，还有失业的职场母亲负起责任吗？
关键在于问责制。如果没有问责制，我们就无法拥有独立性；又怎么赋予一个技术型组织如此大的权力？如果不具备独立性，政策必然误入歧途，正如这次会议清楚警醒我们的那样。
所以，我并没有看到接管货币政策的机器。2040年，走进英格兰银行大楼的行长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在大门里面见到的也都是人，起码有一些人。
结语
在我们的“豆荚”之旅接近尾声之际，在座有一些人可能会对我的乐观论调表示惊讶。在许多人看来，中央银行业务的这个新世界不及玛丽·波平斯的世界那么神奇美妙，倒是更接近奥尔德斯·赫胥黎笔下的反乌托邦：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我相信，我们这些个体和群体有能力塑造出一种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技术和经济未来。我们有责任完成这项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对美丽新世界的召唤：“神奇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好的生命在这里出现！人类是多么美啊！啊，美丽的新世界。”
（本文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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